“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纪念日”10万签名的背后

(《万事通》新闻网记者王坚、马丽霞、赵品成、张进、天河 20171231日多伦多报道)2017年12月13日是二战惨剧“南京大屠杀”发生八十周年,也是中国第四个国家公祭日。这一天,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433家侨团同步参与并举办了公祭日,先后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死难者的活动,而在海外通过提出法案和动议,确实推动主流社会和当地政府设立官方公祭日的只有加拿大,这是加拿大各界华人团结进取,为世界和平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海外华人在西方社会的政治活动至今所取得的具有一定历史性意义的成果。

2016年12月,加拿大安大略省华人议员黄素梅向省议会提交了Bill79号法案,要求设立官方法定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在法定程序上已经通过二读,距离最后通过只差提交表决的最后一关。随后在2017年10月,黄素梅又提出了与79号法案相同内容的66号动议并获得了全票通过,从而成功地在安大略省设立了官方纪念日。在法案与动议的提出和推动过程中,加拿大华人社区(主要是大多伦多地区)在很短时间内征集到了近10万人的签名,形成了最重要的民意推动力量,这是加拿大华人在单项社会活动历史上至今所征集到的最多有效签名数,有力地支持了法案的推进和动议的通过。实际上,此次成功的签名征集活动,为海外华人积极参政议政争取权益、改变海外华裔比例与相应影响力极不相称的普遍现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万事通》新闻网记者作了专程采访,探究这10万签名的由来及其蕴含的现实意义。

2016年12月8日,79号法案《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法案》在安省议会通过二读后,按议程提交给了议会所属的“司法政策常设委员会”,接下来等待提交辩论和表决的三读,若能通过,则安省政府将宣布每年的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此前安省也曾经通过类似法案为犹太灭绝大屠杀、亚美尼亚灭绝大屠杀等战争暴行设立了法定纪念日。加拿大的法案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及严谨性的一种官方规定,而动议是一种倡议与主张的宣示声明,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只表明一种官方立场。法案投票设立过程比较严谨必须通过三读程序,动议则相对简单而无须经过三读程序甚至只需简单辩论和表决即可通过。但根据以往的经验,私人法案众多但最终能获得通过的却很少,而且在议程安排上不如政府法案具有优先权,因而难上加难。在政界方面,日本政府及日本企业做了很多的游说,对省长的影响不小。2017年5月18日,1)王裕佳代表史维会;2)前多伦多教育局局长、前省教育厅秘书、约克大学教授 Gerry Connelly 代表教育界;3)加拿大作家 Erna Paris 代表社会公平正义的活动家;4)天主教教父Peter Chin代表宗教界;5)日本青年、多大神学博士REN Ito 代表日本社区;6)蓝宝鲜代表林性勇、代表华人社区。一行6人去见了省长,每个人都从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向省长发表了意见、建议和要求。会见时,黄素梅、陈国治、和董晗鹏也在场。省长没有表态支持。在大家做了发言后,省长也只是表示谅解。这使大家认识到除了要获得足够的政界力量支持,还要有强大而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以民众有效签名的请愿便成为一种最直接有力的民意证据。于是,为了推进79号法案通过三读的 “10万签名” 征集活动,便从一个简单的活动演变成一场运动。

2017年初,签名征集活动拉开了序幕,最初的主要推动力量是79号议案请愿组、多伦多亚洲二战史实维护会(简称多伦多史维会)、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CPAC)等团队。万事开头难,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通过招募义工从议案内容及其意义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介绍,向人们派发资料和口头传达解释,以争取签名支持。曾先后举办过多次信息发布会,面对从孩子到老人不同的年龄层、社会各行业不同阶层以及不同族裔,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赢得了很多人士的支持,期间还有不少感人的事例。通过团队运作和社区义工近3个月的努力,已经收集了约3至4万个签名,但与10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征集工作也似乎遇到了瓶颈,压力巨大。其实,在以往的华人签名活动中,还从来没有达到过10万个签名的纪录。这种签名与一般的网上签名、选项调查或简单点赞不同,要求签名者填写包括有真实名字、住址、签名3项内容的登记表,是可以查验有效性的签名。按照往常的操作方法是在指定地点领取表格填写然后交、寄还表格,即使能网上下载表格来填也得交、寄到指定地点,在活动宣传范围和指定地点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很难迅速扩大征集数量。另外,加上部分华裔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热情程度不是太高,更是增添了征集难度。

转机出现在3月和4月。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林性勇新任伊始,在2月底的社区活动上表态倡议联合更多的华人社区团体支持签名活动,并在一周后的3月5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启动签名的推进行动。随即由部分团体负责人和热心人士成立了行动核心组,他们用微信建立的第一个群组名称是“不忘历史,热爱和平”,并根据需要和活动进程相继建立了各种微信群、组展开具体工作。自此,一场在华裔社区涉及范围和深入阶层均属空前的签名运动开始展开,期间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对前期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分析,组建活动管理团队。他们认为按照以往活动的常规做法,派发收集布点太少、集散周期长、宣传力度范围不足、民众参与条件不够便利(主要是交通、邮件、时间和交流成本)、相关沟通协调及思路视野等有改善和开拓的空间。但与此同时,前所未有的征集指标和工作量,使部分参与人员产生畏难的顾虑心态甚至有反对意见,这也给工作造成一定的困扰和影响。面对困难与压力,林性勇和合作伙伴及支持团队,凭着个人良知和正义感,抛开团体、行业、阶层、个人之间的世俗成见,甚至一时无暇顾及个人、家族事业及商业利益,牺牲私人时间、自掏活动经费,几乎不计较个人得失地全力投入,以实际行动带领和亲力亲为开展工作。另外,团队成员之间的真诚合作、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整个团队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善始善终的重要保障。

二、有针对性的从点到面进行布局,采取可操作性更强、更便民、更易于深入和扩大成果的征集措施。此次空前的征集活动最突出的运作特点之一,就是将所熟悉的商业营运模式、技巧运用于社会活动。他们各自从自家的商业场所入手,利用超市商场这些大部分华人的频繁光顾之地作为征集点和集散地,有效地解决了交通和时间便利方面的问题。后来为了扩大成果还组织义工队伍主动出击,并将布点进一步发展到车行、药房、理发店、餐馆、学校等等便民场所,使得征集点比原来有限的几处扩大了很多倍,签名人数迅速上升。在此之前,林性勇等人为布点问题曾专门联系相关行业和商家进行沟通协调,有时需要挨家上门介绍情况、争取支持。面对社会上对活动的不同解读或不理解的声音,团队中的热心人士专门撰写了文章,从历史背景和认识层面晓以大义,争取到了部分对活动不了解或执观望态度的民众参与活动。他们还根据活动进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多次展开“圆桌会议”总结经验,研究和采取相应的对策,初期组织的义工队伍有的过于年轻、无经验导致成效不高,就重新组织更成熟和富有社会经验的义工,还借用了分层延伸、分点分片承包的销售模式来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征集范围。

三、从更高更广及更深的认识角度来组织整个活动过程。此次征集活动的组织者始终本着以史为鉴、珍惜维护和平的人类共同利益为宗旨,使活动跨越了族裔、政党、信仰、社团、地域等有形无形的范畴边界。积极推动和参与签名活动的族裔不仅仅是华人,还有其他族裔如日、韩、犹太等族裔;加拿大的自由党、保守党和新民主党三大政党都有议员或党领表态支持;持有不同信仰如基督教、佛教等宗教人士对支持活动亦达成共识;除华人社团积极参与外,也有其它社团参与以示支持;在原籍地域方面,原遭受日军侵略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移民也表示支持,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港澳地区的移民社团更不分彼此。他们还积极争取本地主流英文媒体的支持,日裔作家小乐川(Joy Kogawa)在《多伦多星报》撰文支持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她阐述了自己作为日裔加拿大人支持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十大理由。可以说,此次是加拿大在以华人主导的签名活动中,影响范围最为广泛,参与社团和人数最多,各社团和组织空前团结的一次运动。

四、有始有终,以举行大型集会宣读公开信和提交签名的形式将活动推至高潮。签名征集工作的具体实施组织,除了以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为首的社团群,还有前述的79号议案请愿组(以义工推广为主)、多伦多史维会(也是以义工推广为主)、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以网络推广为主、人力为辅)等团队。另外,加拿大南京同乡会会长同时也是公祭活动的早期倡议与组织者王海澄的团队,通过动员各方资源也收集了部分有效签名。在众多团体组织与相关员工、大量义工的共同努力下,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完成了10万签名征集工作。2017年5月29日,在安省议会大厦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千人集会,团队负责人林性勇发表主题讲话,负责人之一的蓝宝鲜宣读给省议会的公开信,史维会代表王裕佳报告最新的签名征集统计结果已经超过10万!相比以往的华社表现,此举大大超出了不少政界人士的预期,令人刮目相看,显示了华人社区的凝聚力与团结的力量,并争取到了其它族裔包括韩裔甚至日裔人士的支持,为后来相继成功举办的3场大型纪念集会活动奠定了基础。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受访的林性勇、蓝宝鲜曾表示,他们有时是以个人名义而非团体的名义来出面办事,以避免一些误解和不良解读进而影响工作的开展,纯属自己的个人良心所驱使,不是为了某个团体的名声或利益,也不是为了个人沽名钓誉。同时,他们也一再强调要特别感谢团队的合作伙伴和众多的义工,还有曾经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各方人士,尽管每个人的贡献可能大小不同、作用不一,但万众一心,同心协力,团结一致的支持行动是前所未有的,值得铭记在心,记录于史。虽然签名征集活动已经告一段落,但在他们的微信群里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华社行动委员会’这个群不只是为推动79号法案,我们肩负着建设一个美丽华人社区的伟大使命”。

签名征集活动的整个过程,犹如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战役:最先打响的是议案请愿组、史维会和CPAC三支先头部队,他们主要采用的是常规战术,比如通过组织短期或临时义工队伍来开展工作,CPAC主要优势是通过网络和微信群组来发布信息和提供签名表格下载。这种常规战术往往会局限于有限的布点和义工人数及素质,网上运作也主要依赖于有限的会员(其实并非所有会员都一直关注CPAC的信息或有效的参与活动),加上操作、集散效率的制约和覆盖范围扩展速度有限,当活动开展到一定程度达到某个饱和点后,便呈现出后继乏力、进展缓慢的状态。此时,由于华联会的及时介入,就像异军突起、天降神兵的增援大部队,使得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机。新加入的团队由于有众多的社团组织和遍布大多伦多甚至更大范围的商家店铺作为布点依托,在管理团队的团结协作下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和更接地气的战术,加上组织和投入了更多的人力财力资源,很快打开了局面,迅速扩大战果,为全局最终取得具有历史性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征集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难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历史教育中所存在的盲点导致有相当部分学生甚至成人,对二战中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几乎一无所知,这样增添了历史背景知识宣传普及的工作量,也影响了进展速度,同时也恰恰凸显了79号议案通过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客观现实意义。二是部分人对活动参与者的背景产生疑虑,因为参与者不少来自不同的党派、族裔、社团以及原籍地域,进而对活动开展的动机有各种解读或不理解,导致不愿积极参与甚至干扰或反对。三是个别人认为活动的布点妨碍其商业利益,甚至以影响生意为由驱走搭建的征集点。四是社会民众与政界人士有部分人对活动有可能引发族裔不和或煽动仇恨有所担忧。五是原本就存在的敌意分子的故意干扰、挑拨离间和蓄意制造负面影响。这些都是目前与未来的社会活动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可见局面开创之难以及一线工作人员的艰辛,活动成果来之不易,未来前程亦任重道远。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新一轮华人移民潮以来,华裔在加拿大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加拿大华人的政界力量虽有所改观,却仍然很薄弱,甚至远不如个别人口比例少的族裔,要取得与族裔比例相应的政治力量尚需作出不断努力。回顾海外华人历史,在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下,华人经济地位的提高并非一定就能带来政治地位的改善或提高,华裔如果只是埋头追求经济基础的积累而不积极支持和参与上层建筑的营造,没有馅饼会自动从天而降。尤其在西方社会,合理的政治权益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来积极争取,没有人会主动馈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当发生国策巨变或政局动荡时,缺乏政治力量支持的华裔社区,即便积累有雄厚财力与一时的经济地位,也难保在一夜之间陷入倾家荡产甚至遭遇家破人亡的惨痛局面,几十年前在东南亚所发生的类似悲剧并不遥远,历史教训仍历历在目。

由围绕“南京大屠杀 ” 受难者公祭日所展开的纪念活动及相关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出,在很多社会政经活动中,如果对族裔的长远和最终的合理利益有足够的理性认识,按华人所具有的聪明才智是应该可以有所作为甚至能大放异彩的。此次活动的成功因素中,各方华社团体组织顾全大局、相互理解、沟通协调及默契配合是关键,应用最新的技术工具如微信的组群功能在组织实施时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果能以此为契机,通过总结经验和相互取长补短,鼓励海外华人踊跃参加活动签名、选举投票、参政议政、投身相关社会政治行业工作,将不断改善和提高华裔的海外政治地位,并给华人社区带来新的面貌。

2016年12月8日, 79号法案通过2读


2017年2月10日, 林性勇先生就任华联会主席

2017年3月5日, 华联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向众多华文媒体通报有效而广泛收集签名,支持79 号法案的具体办法。2017年5月18日, 王裕佳、Gerry Connelly、Peter Chin、Ren Ito、蓝宝鲜(代表林性勇)等六人与安省省长会面,就申请通过79号法案等问题交换意见。

 


2017年5月29日, 在安大略省议会大楼举行千人声援 Bill 79 议案三读通过的大集会

 


2017年10月26日, 66号动议在安省议会通过

 


2017年12月9日, 大多伦多士嘉堡万锦会议中心举行主题为“铭记历史 祈愿和平”的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追思会

(“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纪念日”海外活动专访)

相关新闻媒体刊登:

《万事通》新闻网

《渥京周末 》

《轻松加拿大》

《华人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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