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和朋友圈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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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凤波,原《德国之声》高级记者、编辑,现在从事贸易工作。

    喜欢摄影,爱思考。

     

    我喜欢街头即兴抓拍,记录茫茫人海中的机缘巧合瞬间,人生百态。一个明显感受就是,如今,镜头所向之处,进入画面的人物常常是专注于手机的低头族。虽然我自己也主要是拿手机拍摄,但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画面人物游离于周围环境之外,沉浸在掌中小盒子中。

    断网会让你回归现实吗?

    我们越来越多生活在一个物理现实之外的虚拟社会空间里,这究竟是不是人类的悲哀生存状况?我对自己做了个小小试验,今年用了一个半月时间“断网”,停用社会 媒体和微信朋友圈。试验下来的感受是,屏蔽了社交网络的生活,虽然表面上看更回归本我,不再“碎片化”,但是也让我明显感到与现实社会的疏离,效果就是: 其实你的生活形态并没有发生任何外在变化,你仍生活在市井之中,但祝贺你,你成功成为大隐隐于世的“高人”了。

    这过程中我要做的,不是自虐修炼,而仅仅是放弃做什么就可以了。吊诡的是,我的感觉是与其说是回归真实的生活,不如说是生活变得不那么真实了。就像你习惯了有电灯的生活,突然让你每天都烛光晚餐,你还会觉得浪漫吗?

    最近读到德国“时代”周报载文,批评社交网络(或社会媒体、社交媒体,以下不做出区分)如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正在毁掉西方的民主。文章认为社交媒体上言论趋于极端,所谓的“民意”被互联网巨头公司所引导和操控。

    这 个论断是不是让人产生拿错了剧本的感觉?曾几何时,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被认为是传播信息与表达民意的利器,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每个人都有了最广泛和 便捷的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渠道和平台。事实上也是,七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社交网络功不可没。不过就像“阿拉伯之春”早已变成“阿拉伯之冬”,推特也推 出了川普这样的二货总统,如今社会媒体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微博上,我们都是流量

    互 联网对中国社会的改变是颠覆性的,中国人拥抱数字生活的热情可以说排在世界前列。2009年诞生的微博,给中国公共生活空间带来革命性改变。甚至可以说, 一夜之间,中国的土壤上突然生长出民意空间这种东西,甚至可以说疯狂生长出大V、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以及稍后出现的称呼“自媒体”。

    从此,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事件,按照微博上的关注度,流变成各种“热点”以及伴随的“民意”。就连最官方因而也是最保守的媒体,也开始在点评时事时,把“网民”怎么说当成权威意见来源。

    微博诞生伊始,某个靠写作为生的朋友兴致勃勃地鼓动我开微博,并称你只要有什么想表达的,就让微博大V给你转一下,全中国就都知道了。我激动兴奋得无以复加,当时就把认为应该让全中国都知道的我的内心想法转给了几个大V,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吧,大V大伽宁有种乎?像我这样的自认为有内涵的人,只要在微博上辛勤灌溉(水),终有一天全世界会听到我的声音的。于是我在微博上满怀热情参加了各种讨论,就各种热点事件发声,例如从郭美美到“怕打针的小宝宝”。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微博上并不是能理性讨论问题的地方,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你能找到几个与你意见相同的同类抱团取暖一下,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讨论都是意气之争不欢而散,骂街撒泼也是常见。

    微博上形成的所谓“民意”也越来越可疑。“水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绝大多数网民发声不过是大V大伽劫持过去的流量。中国微博民意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用道德审判代替法律与事实,以正义之名排斥压制不同声音,用声讨代替讨论,用零成本的“爱心”和“良知”跟风站队、民意狂欢和刷存在感。

    微博热点事件中,常常表现为当事人(如果他或她本身已经是名人)或者在所谓大V和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用部分事实构建悲情,聚揽人气,博取同情,试图操纵舆论,道德审判,左右法律判断。事实也是这样,很多微博热点事件,最后都出现让人大跌眼镜的反转。

    所以,社会媒体被赋予的种种特性,例如多元、平等、透明、开放、去中心化和反权威化等等,并不自动带来健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理性。其实,传媒学新近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研究结果就是,极端化的意见更容易吸引眼球,其在社会网络上得到传播的概率远远大于平实客观的表述。

    我们都还记得,当互联网刚刚兴起,就有一个著名的自嘲: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网络的虚拟性质,一方面给人带来一种发布信息不用负责任的假象,实际效果就是降低了网络暴力语言与谎言的羞耻阈值,这也是网络讨论很快沦为人格攻击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诱因)。

    另一方面,由于虚拟和匿名性质,勇气和正义感的实现同样变得门槛很低,造就了独特的一种人类存在–键盘侠。

    不但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其实社交网络时代,你的意见还不如一条狗,你的声音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所谓意见领袖、大V抑或是营销号挟持的一个流量。你只能接受话题,不能设置议题。

    社会媒体还让我们尴尬地发现,当发声渠道的匮乏不再是借口时,你才发现:第一是除了晒美食和美颜,你真的是没那么多好说的,第二是当你真有什么想说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人会对你的想法感兴趣。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实和网上都是如此。微博上的热闹,实际上不过是三观相同的人在互相认可,真理反而是越辩越模糊。社会媒体带来的实际上更多的是趋同,而不是差异化多元化。

    微信朋友圈到底是什么?

    2013年起在中国成为几乎是全民使用的微信,本来只是个移动通信应用,但它的朋友圈无疑是比微博更具热度的一种社会媒体变种,一种最适合或者说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交应用。

    微信兴起之初,有人将微博定义为弱关系社交媒体,而微信则是强关系。陌生人可以在微博上互撕,但是通常不会有人在你的朋友圈上撒野。

    微信是熟人关系这一特质至今未变,但是随着互加微信像互换名片一样随便,朋友圈早已从原来的强关系私密朋友关系,变成一面之缘圈,一次性朋友圈。如今,如何在朋友圈中区分亲疏远近成为新的社交难题。清理朋友圈有风险,你什么都不做(不去点赞),就可能导致社会关系的疏远。有微信朋友圈前,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大 都是自生自灭,有了微信朋友圈之后,社会关系的管理成为必要,管理成本最多是发发红包。

    不 仅仅是社会关系的管理成为必要。展示与窥视从来就是一对共生的冤家。朋友圈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当人人都在这个平台上展示,朋友圈就成了真正的人生大舞 台,个人身份的管理就变得十分必要。美国交互理论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不会料到,他60年前的著名命题“我们都是在演戏”,在今天中国的微信朋友圈上能得到最好的验证。

    社交网络只是让人们方便地构建一个社会关系网,但它没有使人更有归属感。相反,移动社交网络表面上让我们无时不刻不出席我们构建的社交舞台,但它带来的,其实是人与真实环境的隔绝,人人都是低头族。

    正 是因为微信朋友圈已经不再是限于强关系的私人空间,每个人就都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形象管理策略,想在朋友圈看到“真我风采”的可能性不大,就像所谓的“写 真”摄影,其实与真实毫无关系。美颜相机与朋友圈是孪生姊妹,美颜的作用与其说是美化,不如说是保护,她是一种社交媒体时代的折中方案,它以皆大欢喜的方 式解决了既想展示又怕被审视的矛盾。

    朋友圈一方面满足了我们审慎地展示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也满足了窥视他人的生活的好奇心。但是我们同时又知道,无论是我们自己展示的,还是我们窥视到的,都是一个经过精心构建的世界。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真实的世界吗?我们能与这个世界相安无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与种种假象相安无事。

    总之,微博也好,微信也好,发达的社交网络反而加深了人际关系的脆弱感,加强了我们对现实的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碎片化和多余信息的被动消费者,然后用碎片构成一个充满假象的现实,一个高度同质化的虚拟现实。

    真正带来差异化的,仍然是资本,是社会等级。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从洗盘子到土豪的神话现实版不是没有,但与大多数看客无关。看别人的生活,带来的更多的是焦虑,于是我们需要更多的鸡汤,更多的掩饰,修饰,粉饰。

    下面的文字,有点天马行空形而上了,不感兴趣者可以略过。

    网络不靠谱,没有网络就靠谱?

    既然社会媒体有各种不靠谱,但是没有社会媒体的世界是不是就更靠谱?我觉得不是。这就有点像民主制度,它有很多不靠谱的东西,但它是各种不靠谱的制度中,相对来说害处最小的。

    同样的问题还有,我们已经知道网络民意有多不靠谱,但是没有网络的民意难道就更靠谱?且不说没有网络,在某些社会结构下民意形成几乎是不可能。就是在开放社会,纸媒和电视时代的民意操控不但不少,而且是更加容易,资本控制舆论的现象并不是谷歌和脸书时代才有的。

    鉴于网络和社会媒体的种种弊端,教育界有识之士提出了“媒体能力”的教育概念,其中重要一项就是鉴别网络信息真伪的能力。

    但是网络信息传播的特征恰恰就是简单化碎片化速食化。面对海量多元化信息,大多数人应该是没兴趣为每一条新闻或传闻去展开调查。就像在信息来源高度集中化的纸媒时代,大多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应该还是那种简单易懂不用动脑的街头小报吧。

    虽然网络舆论容易受到操纵,但是让来自草根的舆论有了被操纵的必要,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至少让公权力有了更多的道德合法性上的压力。

    一 个社会系统的本质与其说是物理事实,不如说是社会事实。技术的作用是为人们提供将物理事实转化为社会事实的工具。人类的进化也是工具的进化。人类社会的发 展史也是用技术改变生存状态的历史。人类社会可以选择价值观,却不能选择不与技术俱进。数字化是人类的宿命,退回到模拟信号时代已经不可能。

    数字技术有着它自生长的逻辑,就像市场背后的看不见的手。在互联网之前的时代,社会事件的操控基本上靠人工的消息封锁,而互联网时代社会事件会自发地追寻自我传播最大化。

    如 果我们相信麦克卢汉的“媒体本身既是信息”的论断,我们就要看到,新媒体的出现让人们生活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事实生产方式当中。极端点说,媒体社会事实之 外,没有其它事实。例如对于大众传播来说,传统媒体的目的也是靠制造新闻热点,当今天的新闻热点主要来自网络,除非你不想与社会隔绝,否则你无处寻找网络 之外的社会生活。

    生活在网络时代,我们一方面享受着网络带来的种种便利,也受到网络带来的种种弊端的制约。技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创造出问题。技术并不解决人的幸福问题。

    反正,这样或者是那样,人类总是要繁衍下去,问题也是一代接着一代地变换着花样产生,能解决就解决了,不能解决的,留给时间去解决。只要时间足够长,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当年有人指责经济学家凯因斯的政府推动就业政策只是短期有效,他回答说:长期来看,我们都要死。

    在海量碎片化信息的海洋中,我们智能尝试保持一种距离感和清醒,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保持一种对差异化的宽容,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做得更好。

    王凤波  2017年12月31日 柏林

    来源:2018-01-11  中欧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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