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唐炜臻：以量化财政改革重塑城市经济
（《多伦多新闻网》记者章伟2026年9月22日报道）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唐炜臻提出量化财政改革，主张以绩效预算、资产治理和贸易多元化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随着2026年多伦多市选进入关键阶段，住房负担、公共安全、交通建设和生活成本成为候选人竞相回应的主要议题。多伦多市选投票日定于10月26日，提前投票则于10月6日至11日举行。
第三次参加多伦多市长选举的唐炜臻，则试图把财政效率、公共资产管理和经济风险控制带入竞选辩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提出“量化财政重整与治理框架”，主张运用绩效指标、资产负债表和风险管理工具，重新审视市政府的预算编制、项目执行和公共资产运营方式。
专访过程中，唐炜臻较少谈论个人政治诉求，而是把重点放在多伦多长期面对的财政压力和项目执行问题上。
“政客解决选票问题，改革者解决结构问题。”他说，“多伦多需要的不是更多承诺，而是更低的浪费与更高的效率。”
唐炜臻认为，住房、交通、社区服务和公共安全等领域出现的压力，并非全部源于资金不足，部分问题也与预算分配、部门协调、项目执行以及成效评估机制有关。他主张，多伦多的财政思路应当逐步从“增加税收和扩大开支”，转向“提高每一元公共资金所产生的实际价值”。
多伦多市政府2026年运营预算为189亿加元，2026年至2035年的十年资本计划总额为631亿加元，是该市历来规模最大的资本计划。其中约53%的资本投资用于维护和更新现有基础设施。
在唐炜臻看来，庞大的预算规模不仅显示多伦多承担着复杂的公共服务责任，也意味着市政府必须更加清楚地说明资金投入、项目进度和实际成效之间的关系。
他把多伦多比作一家年度运营规模接近200亿加元的大型公共机构。“企业扩大预算时，必须分析成本、收益、现金流和风险。市政府虽然不是以盈利为目标，但同样需要知道一个项目花了多少钱、是否按时完成，以及市民最终获得了什么。”
多伦多目前已经公布预算文件、部门绩效指标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设有审计长办公室，对市政府项目开展绩效审计和价值评估。 唐炜臻认为，现有制度仍可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要把预算拨款与可核实的服务结果更直接地联系起来。
根据其竞选构想，量化财政改革首先应从预算编制方式入手。他建议分阶段引入以产出和服务成效为基础的零基预算审查，不再仅以某个部门上一年度的开支为起点，自动增加下一年度预算。
在这一模式下，接受审查的部门和项目需要定期重新说明其政策目标、执行成本、服务对象和预期成果。评估指标可以包括新增或保留的可负担住房数量、许可审批时间、公共交通可靠性、基础设施工程进度、服务等待时间以及单位服务成本等。
唐炜臻强调，零基预算不应被理解为全面削减开支，而应当是一种确定优先次序的管理工具。“该保留的服务必须保留，该增加的投入也可以增加，但政府应当用数据解释为什么增加，以及增加之后能够取得什么结果。”
考虑到每年对所有市政项目进行全面零基审查可能带来额外行政成本，他建议采取轮换方式，按照部门、项目规模和风险等级分阶段实施，并优先审查预算增幅较大、长期延期或频繁变更合同的项目。
唐炜臻提出的第二项改革，是建立更加完整、动态的城市资产负债表。他主张进一步摸清市政府持有的土地、办公物业、停车设施、交通相关物业及其他公共资产的用途、维护成本、使用效率和长期价值，并区分核心公共服务资产与具有经营或开发潜力的资产。
多伦多目前已有企业资产管理政策，也在通过ModernTO等计划整合办公空间、处置或重新规划部分物业。市政府的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数百座市有设施。
唐炜臻表示，他的建议并不是简单出售市有土地或私有化公共设施，而是在保留公共控制、保障核心服务并遵守债务及审计规则的前提下，研究长期租赁、联合开发、空间整合、开发权利用和结构化融资等方式。
他说，部分长期闲置或使用率偏低的市有空间，可以优先用于住房、社区服务或小企业发展；具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则可以研究更加合适的融资安排，以降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物业税和传统举债的依赖。
不过，这类安排也涉及资产估值、借贷成本、信用评级、公共控制权和代际公平等问题。唐炜臻承认，任何具体方案都必须经过独立财务评估、法律审查、风险压力测试和公众咨询，不能把短期融资收入当作长期财政收益。
第三项改革涉及市政项目的监督和问责。唐炜臻建议建立跨部门的“城市绩效审查机制”，集中分析重大项目的预算变化、合同修改、工程延期和服务结果，并以标准化开放数据向公众公布。
多伦多目前已有审计长、廉政专员、申诉专员和游说者登记官等独立问责机构。唐炜臻表示，新机制不应与现有机构重复，而应当负责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数据，并加强预算、采购、合同执行和项目成效之间的联系。
对于达到一定金额或风险级别的采购项目，他主张在法律和商业保密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公开投标标准、中标依据、合同重大变更、实际付款和工程进度。独立审计人员和法务会计师可以对异常成本、重复延期和利益冲突风险进行专项审查。
“透明不仅是把文件放到网上。”唐炜臻说，“真正的透明，是让普通市民能够看懂一项工程原计划花多少钱、后来为什么加价、由谁批准，以及最后是否完成了原定目标。”
除内部财政改革外，唐炜臻也把美加贸易摩擦和供应链风险列为多伦多经济面临的重要外部挑战。
根据安大略省财政问责办公室的数据，2025年美国占安省国际商品出口目的地的83.3%。该机构此前建立的关税情景模型估计，与没有关税冲突的基准情景相比，相关贸易冲击可能使安省2026年经济规模缩小1.7%，就业岗位减少约11.92万个。上述数字属于情景估算，并不意味着相关损失必然发生，但显示出安省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所带来的风险。
唐炜臻认为，多伦多不能脱离北美经济体系，也不应放弃与美国市场的传统联系，但需要建立更多风险缓冲。“城市经济和个人投资有相似之处。过度依赖单一市场，一旦政策或市场环境发生变化，调整空间就会受到限制。”
关税政策和国际贸易协定主要属于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权限，市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关税，也不能签署国家层面的贸易协定。唐炜臻因此把多伦多可以采取的措施，集中在招商引资、出口服务、供应链信息、产业用地、审批效率和国际城市合作等市政领域。
他主张，在巩固北美市场的同时，加强多伦多与欧洲、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其他新兴市场之间的商业联系，利用多伦多多元族裔社区的语言、文化和国际网络优势，帮助本地中小企业寻找更多客户、供应商和投资伙伴。
在采访中，唐炜臻也谈到本地小微企业面对的经营压力。他认为，许多小商户最担心的不一定是某一项税率，而是许可、检查、规划审核和部门协调过程中产生的时间成本与不确定性。
“开一家餐馆、零售店或小型服务企业，往往需要面对多个许可和检查环节。如果申请人不知道一个程序需要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不同部门的要求是否一致，就很难安排租金、装修、招聘和现金流。”
他提出建立小企业“一站式许可协调平台”，为申请人提供统一的项目编号、材料清单、办理时限和进度查询。对于符合条件的低风险申请，可以采用标准化审核；涉及消防、建筑安全、食品卫生或重大规划变更的项目，则继续接受必要的专业审查。
唐炜臻表示，简化流程并不等于放松安全标准，而是要减少重复提交材料、部门之间信息不互通以及申请长期没有明确结果的问题。
“大城市的经济韧性，不仅体现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数据上，也来自千千万万家街边商店、餐馆、专业服务机构和小微企业稳定的现金流。”他说。
住房问题同样与财政和行政效率有关。唐炜臻认为，在房东、租客和政府三方关系中，市政府拥有土地、规划、许可、社区服务和信息协调等资源，具备帮助解决部分住房矛盾的空间。
他表示，市政府不应只在纠纷发生后采取行动，也可以通过空置住房盘活、租赁信息服务、房东与租客协调、社区住房合作以及更高效的许可程序，减少可以避免的住房损失。
在财政可持续性方面，唐炜臻反对在缺少长期回报评估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债务和固定开支。他建议建立动态资产负债管理机制，对新增债务的用途、期限、偿还来源和风险进行公开评估，同时跟踪资产维护缺口和未来服务成本。
他认为，公益性资产应以公共服务和长期保障为首要目标；具有经营收入或开发潜力的资产，则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高使用效率。资产收益应优先用于基础设施更新、住房和公共交通等长期项目，而不应被当作填补经常性运营缺口的一次性收入。
唐炜臻将自己的整体治理思路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目标：预算与结果挂钩、资产得到有效利用、重大项目风险可以追踪、城市经济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优秀的城市治理，是让财政可持续、资产有效率、风险有对冲、普通人能够安居乐业。”他说。
这套方案能否转化为可执行的市政政策，仍取决于多项具体问题，包括多伦多市政府的法定权限、改革实施成本、融资结构对信用评级和借贷成本的影响，以及新监督机制如何与现有问责机构衔接。
随着选战推进，唐炜臻仍需要进一步公布相关政策的实施时间表、成本测算、绩效基准和风险边界。对选民而言，这些细节将成为判断其“量化财政改革”究竟是一套竞选理念，还是能够落地执行的城市治理方案的重要依据。
